《基本法》以其《宪法》的特别法这一性质，不因与《宪法》的抵触而无效。

信息通信技术可以使与政府和政策制定等相关的文件资料的获取变得简单、自由，并能赋予公民更大的潜能，可以监督和了解政府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从传染病本身的特点来看，其不仅传染性强，而且传播速度快。

这种技术运用贯穿于公民知情权保障的整个过程，既包括增强权利主体知悉、获取、接受来自公权力机关所掌握与其自身利益相关信息资源的能力，也包括增强权利主体对信息资源占有、使用，甚至收益的能力。知情权作为一种新型的公民权利，是公民知悉、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其所表达的是公民对信息资源一种普遍的权利和利益需求，体现着公民权利和政府义务之间的—种相互关系。二、风险治理现代化中公民知情权保障的法治逻辑 在当下中国，法治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并涉及国家治理领域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风险社会治理中，公民对风险信息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更具有动态性。首先，科技不仅是风险信息系统运用的建构方式，而且也是公民知情权的实现路径，应当将现代信息科技明确纳入传染病防治或突发事件应对的保障措施范畴。

（三）构建风险信息发布的多元互动机制 风险知情权并不仅限于把已有的信息公布，而涉及建立一个整体的信息搜集、交流、发布机制。来源：《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首先，《首都法》的框架应兼顾首都制度的内部和外部法律关系。

[15]七五宪法将国旗、国徽和首都三类国家标志整合为第30条并独立作为第四章，但在形式上将三类国家标志分款处理，并在表述上删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缀。第一，虽然现代汉语中国都即首都，[18]但古汉语中国与都乃是同义，因此国都的并列结构绝非国之都之意，与首都的偏正结构迥异，由于历史上存在副都、陪都等制度实践，因此首都之首反而更能突出都城的唯一性。规范难题和适用障碍是首都成为四类国家标志中唯一未能法律化的首要原因，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宪法》143条的诠释困境。[49]周达、司聃：首都北京和‘首都圈的历史发展及启示, 《兰州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1页。

二是在两类属性产生的城市定位不均衡的年份中，首都属性均被额外强调。[46]1948年11月毛泽东即指出：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其二，首都的位置在北京的事实。[4]参见余凌云教授的系列论文：中国宪法史上的国徽, 《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第90-103页。在我国单一制的央地关系结构中，冲突的解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存在抑制北京城市功能的唯一选择，这也是北京作为首都所必须承担的宪法义务。[55]五四宪法不存在该问题。

[19]第三，1954年起草宪法时所参照的前苏联、波兰、法国等国宪法的首都中文译法的影响。[78]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后，又出现了关于制定《首都圈法》的讨论。[63]笔者认为，在否认事实描述元素的前提下以在地理上，北平位于一个大平原之中，将来有足够的扩充的余地，在交通上是四通八达，有平沈、平绥、平汉、平沪等铁路干线，连络全国各地这种纯粹客观叙事来勾勒北京特定地理方位的宪法形象，[64]有自相矛盾之嫌。[60]杨学科，见前注[5]，第125页。

其二，《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均明确规定了具体场合、相关礼仪等要求，即这三类国家标志均须基于专门的仪式与氛围实现立体、生动的象征价值和教化意义，但首都象征功能的发挥并不依赖特定的仪式与氛围，因而具备更高的符号效率。[50]由此，对第143条可能存在两种理解。

功能竞合是指首都功能和城市功能都需要或都不需要的产业或事业项目，即两种功能的取向一致，只是需求或排斥的程度不同，情形有二。第二章北京的功能与定位，聚焦首都的外部纵向关系。

[7]杨学科，见前注[5]，第124页。[52]该条所陈述的事实有三。1954年10月国家计委针对前述草案向中央提出的审议报告对强大的工业基地的定位提出保留。[65]1993年成立的新南非遵循三都并立的传统，这种不设法律意义上的首都仅规定实际意义上的首都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宪法原则。[73]《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即明确：将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由地方提供更方便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赋予地方政府充分自主权，依法保障地方的财政事权履行，更好地满足地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如北京的首都功能（国际交往中心）和城市功能（北方中心城市）均需要特大型机场，但在双航空枢纽格局下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规模又超出了纯粹城市功能的需求程度，这是在需求性功能竞合时就高不就低的结果。

一方面从中央属性出发，明确北京作为首都所承担的特殊义务。第三，如何解决城市功能部分失灵引发的次生问题？一方面，从国际经验来看，借助便捷的现代交通体系和信息技术，以都市圈内的有机分工替代单个城市全面自给自足的传统是主流方向，这就解释了雄安新区的设立以及近年来大力发展京津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原因。

[65]陶短房：外国首都的故事, 《南风窗》2015年第14期，第47页。三是在视角上，国家标志的类型化研究占主流，而对三个宪法条文间内在逻辑的解读尚显薄弱。

但即使是后一种员工，也可享受部分北京人待遇——孩子可以到首钢在迁安办的子弟学校就读，而首钢子弟学校的好处在于，高考按北京的分数线录取，往往要比当地学校的录取线低几十分。[29] 从规范主义来说，北京作为首都，其地理范围应清晰、明确、规范，但官方仅将北京的位置描述为：位于北纬39度56分、东经116度20分，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部，东面与天津市毗连，其余均与河北省相邻。

另一方面，作为一部全国性法律，该法的效力范围也不仅以首都圈为限，只要涉及首都制度法治建设问题均接受其调整。[44]转引自周振鹤，见前注[6]，第259页。第一，从地方行政区划的角度而言，直辖市与一般的省在宪法地位上并无本质差异。郑淑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文章在论述上将立足于法条、学说与判例三者，围绕法律保障体系解析、概念厘清、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探究等几个角度展开。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不过在这其中，校领导是对外代表学校行使办学自主权的总负责人，教师作为高校存在意义（教学和科研）的主体对其他主体（职工、学生、教学辅导人员）享有权利的优越性，学生的权利则具有从属性。换句话说，许多学者使用办学自主权而不是自主办学来作为西方大学自治的对等概念。

湛中乐：《再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载劳凯声主编：《中国教育法律评论》（第7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其次，《办法》为公办高校限定了最基本的治理结构——宣告章程是公办高校的基本法，所有高校内部的抽象规范、具体活动都要依章程为依据，受章程的制约，违反章程的内部行为将会评价为违法（3条、第 30 条）。

具体来说，当学界在讨论能否司法审查司法审查的范围等时，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区分问题，那就是起诉条件和实体审理条件，在进一步说就是是否可诉和是否可审的区分问题。其次，从合理性和科学性角度来说，每所高校都有各自的校风、传统、历史和理念，部属、省属、市属高校、民办营利性高校、民办非营利性高校各自存在巨大的校情差异和原生内部结构，如果采用中央立法的形式全国统一对这些数量众多，风格迥异的高校整齐划一、细致规定内部治理结构，不仅不合理，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与纠纷。第二，当某一事项并不是法律规范授予的行政职权，那么这一事项就是事业单位自己的权利或本身就是行政机关权力，此时在这一事项上事业单位就不可能是行政主体，它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就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属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甚至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换句话说，本条的规定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设立教职工代表大会这一组织形式，而在于宣告教师拥有民主管理和监督的权利，教职工代表大会仅仅是实现这一权利的途径之一而已。

二是学术事务本身的性质是高度专业性、科学性的，法院作为公权力机关必须尊重学者、科研人员的意见和判断。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是立法裁量型保障，法律可以在最低限度且不违反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自由地规定对大学的各种扶持政策。

同时，鉴于《高等教育法》采用的是总则+列举形式保障高校的自主办学，因而只要有法律依据，不管这种依据是人大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可以增加高校的办学自主事项。我国的自主办学制度几乎就是改革开放后自上而下推动形成的，那么对办学自主权享受主体的判断也依然应当按照现行法律来解释。

其次，可以考察《高等教育法》出台前的政策文件。袁文峰：《高校办学自主权授权说质疑》，载《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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